第二節 真耶穌教會的產生是世界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結果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許多專家學者都闡述過,如《中國大百科全書》、牟鐘鑒和張踐《中國宗教通史》、韓國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以及四川省宗教辦公室《四川基督教》……等等專著,不是什么新鮮議題。但是,沒有任何人曾經把真耶穌教會放到這個背景中來進行過任何專門的研究,而為了真正了解真耶穌教會,又必須把它放到這個背景中來。因而就本書而言,看似多余,實為必要。
基督教傳入中國,若據傳說,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明帝年間(公元五八~七六年)。但一般公認較為准確的時間,應該是唐代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被羅馬皇帝定為基督教異端(公元四三一年)的聶斯托利(Nestorius)派傳入中國,稱為景教。唐武宗(八四一~八四六年)時,滅佛,并株連一切外來宗教,景教失去皇室支持而沒落。但卻逐漸傳入蒙古部落,在元代重又振興。天主教也傳入了元代中國。明代,由於西方耶穌會士的不懈努力,特別是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零)的努力,得到了發展。一直到清。又由於從康熙后期開始到嘉慶實行的禁教政策而衰落。十七世紀,由於沙俄的東擴,東正教也傳入了中國。
基督教新教也力圖進入中國。第一個進入中國的新教教徒,是蘇格蘭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一八三四)。一八零七年,受倫惇會派遣來華,几經周折,終於潛入廣州。一八一四年發展了第一個新教教徒。
基督教傳入中國,宣傳天國,宣傳靈魂得救,宣傳永生,對於那些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得救的人們當然會有很大吸引力。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決定了基督教必定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非如此簡單。首先,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文化的沖突必不可免,相互間的磨合是很困難的。這兩種文化在兩種不同的歷史傳統中產生,基督教又早已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工具,早已牢牢站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而儒家文化仍然立根於封建的自然經濟。兩者之間的差距何其巨大。基督教進入中國,是資本主義文化的侵入,隨后而來的是資本主義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面侵略。這種侵略是資本主義經濟要不斷地追求利潤而決定的,為了利潤,要追求原料,追求市場,要控制別國的經濟。其最后目的,或者說,最終的歷史任務,是要在全世界建立統一的資本主義市場。如果政治手段達不到目的,就訴諸軍事武力。軍事手段之后,又隨之以政治、文化各種手段,以控制別國,從而取得經濟利益。
於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必然伴隨?文化、政治、民族矛盾斗爭的復雜局面。
景教雖傳入於唐貞觀年間,到唐武宗時,由於眾多大臣的奏請,禁絕一切外來宗教,包括佛教、景教、回教、襖教;景教於是沒落。到元代,臣民分成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景教在重返中原之前,一直在色目人及部分蒙古人中流傳,因而地位很高,并獲得很多特權,發展很快。這方面的情況,馬可·波羅有詳細記載。元世祖忽必烈推動同西方的交流。天主教也進入中國。與景教同稱為也里可溫教,教徒亦稱也里可溫。朱元璋代元,反對民族壓迫,下令禁止一切“胡服、胡語、胡姓”,加上佛道兩教的排斥,也里可溫教也隨之消失。明代中葉以后,由於耶穌會士的努力,特別是利瑪竇(一五五二~一六一零),天主教在中國又重開新的一頁。得到相當發展。然而,從耶穌會士意大利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一五四三~一六零七)於一五八二年第一次到廣東肇慶開始到一六一六年止,“教案”糾紛多達五十四起。一些反對天主教的學者寫過不少文章,有的從衛護儒家傳統出發,有的則從衛護佛、道的立場出發,攻擊天主教。到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終於爆發了“南京教案”。首先發難的是南京禮部侍郎署禮部尚書的沈?。沈?,浙江吳興人,據說與釋祩宏同宗。祩宏撰《天說》批判天主教,引出已受天主教洗禮的徐光啟的反駁文章《辨學遺牘》。這場論戰成為南京教案的導火索。當年五月八日,沈?上《遠夷闌入都門暗傷王化》疏,參劾傳教士。指出儒學應為治國之根本;傳教士治曆方法有誤;天主教反對祭祖是破壞中國傳統孝道,是為大逆;傳教士以小恩小惠收買人心,財源來曆不明,應早防范,以免姑息養奸。并影射攻擊一些信教大臣。沈?的奏疏,引起朝議大嘩,一部分人支持沈?,一部分人則反對,為天主教辯護。起始,明神宗置之不理。沈?則再次、三次上疏,最后,以奪取呂宋國土的事實為例,說明歐洲人傳教實為侵略之借口;又說“但使正行異教,非有陰謀,何故於洪武岡王氣所鐘,輒私槃踞?又何故於孝陵衛殿前擅造花園?皇上試差官踏勘,其所蓋無梁殿果於正陽門相去几何?是否緣城近堞,蹤跡可疑?”指出天主教實為資本主義擴張的先鋒,并以天主教之建筑物破壞皇朝風水為口實進行攻擊。明神宗遂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十二月二十八日頒詔逐回外國傳教士。天主教遭到很大挫折。南京教案之后,由於滿洲女真的興起,威脅東北邊境,明王朝內外交困。出於軍事需要,求助於西方傳教士,購買并使用西方火炮,使明王朝軍事上獲利。於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重又獲得傳教的立足之地。崇禎二年(一六二九)五月出現日食,欽天監推算失誤,徐光啟按西法推算成功,於是又重新研究西曆,命徐光啟監督。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一五九一~一六六六)除口述西式火炮鑄作之法而外,又監制火炮成功,深得崇禎信任,特許進出禁中,於是乘機傳教,發展了數十人,且建教堂兩所。
一六四四年,清軍入主北京。攝政王多爾袞對湯若望等早有所聞,又正在用人之際,破格恩准湯若望等仍然安居天主堂。天主教與清王朝初創之時就建立了良好關系。順治年間,因湯若望推算曆法准確,深得順治崇眷。然而,朝廷內部的反對勢力一直在蓄勢待發。一六六一年,順治去世,到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各種反教勢力聯合起來發動了一場政治風暴--曆獄。由於西曆准確,排斥了一些中國原來的曆法官員,由此又引發了政治上失勢官員的怨恨。曆獄的首先發難者楊光先(安徽歙縣人,祖楊寧行禮部尚書。崇禎年間遵父命將自己長子身份應襲的副千戶之職讓給了弟弟,自己入京經商)就堅持“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完全排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七月二十六日,時年六十八歲的楊光先向禮部呈交了控告湯若望的《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假以修曆為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湯若望所獻曆書上寫“依西洋新法”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湯若望潛往京師,窺伺機密,“有邪黨於濟南、淮安……并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嶠盈萬人,踞為巢穴”、“內外勾結,圖謀不軌”。握有實權的輔政大臣們(康熙登基時,年僅八歲)本來就不喜歡傳教士,楊光先一發難,立即大興冤獄。主要問題是,除一晝夜時刻划分、置閏等等一些天文學的不同而外,又把一些曆法上的問題扯到政治上去:如,指湯若望只進呈二百年的曆書是不願大清國祚萬年,《時憲曆》封面上的“依西洋新法”五個字是“明謂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法而魯大清也”。對天主教則定性為白蓮教、聞香教一類的邪教,耶穌則是叛黨首領,“傳教士惑眾入教,廣結人心,內外勾結,圖謀不軌。”并說榮親王葬期選擇失誤,導致董鄂妃之薨及順治皇帝駕崩,責任在湯若望,“淆亂上國之禮,輕慢天帝,而褻天子”。把曆法之爭變成了政治陰謀。最后,朝廷念湯若望效力多年,又復衰老,免死開釋。但另外五名信教監官,卻被冤殺,一些信教大員均遭革職。康熙六年(一六六九年),玄燁親政,昭雪此獄:湯若望平反,重新釆用西曆;楊光先誣告反坐,當斬,年老免死,發還原籍。宣武門內天主堂發還給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一六二三~一六八八)等。天主教重又得到發展的黃金時期。據香港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的記載,康熙前四十年中教會事業發展了一倍以上,已有教堂二二九座。
然而就在天主教事業逐漸恢復發展之時,教會內部發生了爭論,即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這場爭論引發了教皇的干預以及康熙后期不再支持天主教,改而實行禁教政策。本來基督教是西方宗教,要想在中國生根發芽,就必須適應中國國情。這一點,利瑪竇比較聰明。在不違反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釆用了一系列入鄉隨俗的措施。這正是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取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后來的天主教系列的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丁教會傳教士們不以為然,不顧中國的傳統禮儀:
天主教各會主張只許用“天主”一個稱謂,禁止其他用法。反對耶穌會教士對造物主的稱呼和用法。耶穌會教士主張“天主”、“上帝”、“天”三者內涵一致,可以通用。
天主教各會主張不應祀孔祭祖,認為是宗教活動,是偶象崇拜。反對耶穌會士認為祀孔祭祖是中國傳統禮儀活動,是對先人的景仰與孝思,不含宗教意義,可以設立牌位、點香燭。
天主教各會對於中國信徒應否參加傳統迎神賽會,對信徒的祖先(非天主教徒)應否舉行天主教儀式,對婦女施洗時,應否要免去一些中國習俗上認為不適當的禮節等等都提出了異議。
這個爭論實際上由來已久,在利瑪竇時,耶穌會內部就有人反對利瑪竇的作法,并驚動了羅馬教廷。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丁教會在明崇禎年間又重新挑起了爭端,上書羅馬教皇烏爾班八世。繼任的教皇英諾森十世、亞曆山大七世、克雷芒十一世都作了表態。一七零四年,克雷芒十一世發布中國禮儀的禁令,只許用“天主”、不許祀孔祭祖、不許入祠堂、不許供奉牌位等等,“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俱決斷不行”。并派遣鐸羅到中國貫徹實行。結果,遭到康熙反對。認為教皇無權干涉中國事務。一七一五年,克雷芒十一世重申一七零四年命令,違者與異端同罪,受絕罰。并派嘉樂到中國面見康熙。康熙不接見并下逐客令。朝中反對天主教者勢力大張。以后,康熙雖然接見嘉樂十三次,但仍不滿意,遂決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一七四二年,教皇本篤十四世發布《自上主聖意》諭,對中國禮儀之爭作最后裁決,堅決禁止祀孔祭祖。這壓倒了教會內部的爭斗,但卻給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帶來了災難。雍正朝也隨之實行了嚴厲禁教政策。乾隆則將中國境內反對祀孔祭祖的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留下的一些傳教士不反對祀孔祭祖,但也只能在欽天監之類的科技職務上服務,不能繼續傳教工作。而且執行了閉關政策,嚴查海口,杜絕奸人。嘉慶朝也執行嚴禁政策,嚴處禁教不力的各級官員。
這個“中國禮儀之爭”到一九四二年才最后得以解決。教皇庇護十二世,為了挽救在中國瀕臨消失的天主教,宣布解除禁止祀孔祭祖的法令。天主教妄圖以改變中國文化傳統的辦法進入中國的努力失敗。
十七世紀中葉,沙俄向東擴張。一六八五、一六八六年,康熙連續出兵收復失地。所俘俄羅斯士兵中的東正教徒,將東正教帶到了北京。東正教在中國小心謹慎,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成果多於傳教事業。直到義和團運動以后,才略有發展。
基督教大舉進入中國肇始於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清政府失敗,《南京條約》簽訂之后。實際上,在此之前,就已偷偷進入,見下述。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則明確規定了“傳教條款”。於是,外國傳教士在“傳教條款”保護之下,紛紛涌入中國。不但天主教大肆卷土重來,新教也大舉進入中國。在不長的時間之內,來華的外國教會竟然達到一百三十多個。這些傳教士主要分屬於英、美、德、加拿大等國,從教派來說主要的有聖公宗、浸禮宗、公理宗、信義宗、長老宗、監理宗,以及內地會系等;同一宗派中又有不同的傳教會,情況極其復雜。
新教傳播到各省的情況,大概如下:
廣東省:一八四二年之前,外國傳教士如馬禮遜等人先后進入我國,主要以澳門為住地,翻譯《聖經》、醫療活動,不能公開傳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以后,以香港為根據地。一八四三年決議到《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建立永久傳教事業。到一八六零年,全省有七個主要傳教會:倫惇會、浸禮會、浸信會、巴色會、循道會、英長老會、北長老會。到一九一零年,廣東已有總堂九十七所,不同教派二十九個。
江蘇:一八三五年,倫惇會麥都思(Walter H.Medhurst)進入上海,一八四三年在上海東門外開始傳教。一九一零年以前,江蘇全省共有總堂六十七所,不同教派二十七個。
福建: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公理會的雅裨里和美聖公會的文惠廉已經進入廈門傳教。一八四四年倫惇會進入廈門,公理會、美以美會先后到達福州。一九一零年以前,全省共有總堂五十二所,不同教派八個。
浙江:一八四四年,浸禮會、北長老會進入寧波。一九一零年以前,全省共有總堂四十六所,不同教派十二個。
山東:一八三一~一八三三年,郭實獵(Karl F.A.Gutzlaff)曾進入山東散發聖經。一八五九年,英浸禮派有兩人到山東布道。一九一零年以前,全省共有總堂四十四所,不同教派十五個。
直隸(今河北):一八三一年已有教士到過天津,一八六零年公理會在天津建立河北第一所教會,一八六一年又進入北京。一九一零年以前,河北共有總堂四十六所,不同教派十二個。
湖北:一八六一年,倫惇會有兩人進入漢口,一八六四年進入武昌開展傳教工作。一九一零年之前,湖北全省共有總堂四十四所,不同教派十二個。
湖南:一八六三年起已有教士進入湖南,但到一八九四年才進入正式傳教階段。首先是北長老會由廣東連州進入,在臨武建立教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總堂四十三所,不同教派十五個。
江西:一八六七年,美以美會進入九江開展布道,兩年后建立第一所總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總堂四十六所,不同教派八個。
東三省:一八六七年,英長老會到今遼寧牛莊傳教。一八六九年,愛長老會到牛莊設立總堂。一九一零年以前,東北三省共有總堂二十五所,不同教派四個。
四川:一八六八年,倫惇會、英聖書公會進入四川考察。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傳教士到重慶開始布道。到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總堂六十五所,不同教派十三個。
山西:一八六九~一八七零年,蘇格蘭聖經會、倫惇會首先到山西傳教。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總堂三十六所,不同教派九個。
安徽:一八六九年,內地會首先到安徽傳教,在安慶建立了教會。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總堂二十九處,不同教派九個。
陝西:一八七六年,內地會首先到陝西調查,一八七九年在漢中建立總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總堂二十六所,不同教派五個。
云南: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傳教士首先到了八莫,一八八一年在大理開展傳教工作,一八八二年在昆明設立總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總堂十所,不同教派三個。
貴州: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到貴陽建立總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總堂十一所,不同教派兩個,另一個是聖道公會。
甘肅: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到達蘭州,一八七八年在今天水建立總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共有總堂十二所,不同教派三個。
河南:一八八四年,內地會開始在周家口開始傳教。一九一零年之前,河南全省總堂四十三所,不同教派十一個。
廣西:一八九六年之前,北長老會、浸信會傳教士曾由廣東進入廣西,但都被驅逐。一八九六年,宣道會首先在距東部省界大約六百里的一個小村莊立足,隨即在附近布道。之后,浸信會、循道會、英聖公會、傳道會相繼加入。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有總堂十三所,不同教派五個。
一九一零年之前,新教在中國設立之總堂至少已有七百余座,廣布二十多個省。不同教派:聖公宗五個,浸禮宗九個,公理宗四個,信義宗十八個,長老宗十二個,監理宗八個,內地會系十二個,其他十三個。
一八六零年開始,資本主義列強進一步大肆侵入中國,掠奪原料,市場傾銷。資本主義文化的重要代表,基督教,借軍事、政治力量肆意橫行。此時,基督教的在華活動,成了引發中外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中國百姓中的一些漢奸,依靠洋人,魚肉同胞,又加劇了這種矛盾,這就出現了一系列的“教案”。洪秀全雖然接納了基督教,但卻對其進行了改造以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統治。
天主教於一八四二年依仗不平等條約的傳教條款卷土重來。清廷首先被迫發還康熙朝以來的各地天主教堂。一些傳教士乘機敲詐勒索,或憑空指控,任意指占民間財產。這種情況當非少數,連李鴻章都深慮“任其指索”,“民心不服”。宗教事務變成了侵略罪行。中國人民反教、仇教情緒有增無已。所在各地,多因此發生糾紛,甚至搗毀天主堂。
西林教案:一八五三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馬奧古斯丁由廣州非法潛入廣西西林傳教,縱容教民,多行不法,知縣調查屬實,將馬奧古斯丁處死。此事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侵華的借口。
貴州教案:天主教傳教士在貴州強買民田,建造修道院、印刷廠,引起當地群眾,乃至當地官吏的不滿。一七五六~一八六零年間,教案發生十六起,傳教士、教民死十三人,傷百余人,被捕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充軍二十人。一八六一年,青岩鎮發生反教事件,群眾焚毀修道院,處死教徒四人。次年,法國傳教士文乃耳又鼓勵教民抗捐,引發沖突。開州知府捕殺文乃耳及四名教徒。法國聯合美、俄公使向清政府“強硬抗議”,清政府屈服結案。
天津教案: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侵占天津,法國占望海樓為領事館。一八六二年,法國傳教士又在東門外建仁慈堂。一八六九年,又在望海樓強占土地造聖母勝后堂(俗稱河樓教堂)。法國傳教士收養孤兒,往仁慈堂送小兒者可得“酬謝”,變相買賣。“吃教”歹徒乘機拐賣兒童。群眾“但見其入,不見其出”。天津人民對其恨之入骨。一八七零年(同治九年),群眾抓獲多次拐騙兒童的教徒武蘭珍,武供認為河樓教堂教民王三主使,稱其手下有八人為其提供兒童。群眾要求地方官法辦。法國傳教士、領事無理干預,并打傷中國官員及群眾。六月二十一日,群眾奮起反抗,毆斃丰大業及其秘書,焚燒望海樓、仁慈堂,殺死法國修女。搗毀英美教堂四所,殺法國僑民二人,俄國僑民三人。演成特大教案。俄、日、法、美、普、比七國公使聯合威脅清政府。腐朽的清政府如何處理,可想而知,當不必細說。
新教是隨?帝國主義列強的大炮進入中國的。中國人民對其仇視更甚。
揚州教案: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內地會教士進入揚州。七月二十日,被當地群眾發現蹤跡,一些士紳、群眾反對,游行示威,投擲石塊,砸搶物品,放火燒房。於是進行了教案的外交交涉。次年,清政府賠款結案。
台灣教案: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間,也由於英法傳教士及領事,仰仗不平等條約,肆意妄為,甚至軍事威脅,引發同當地士紳、軍民的矛盾,群眾反抗,發生教案數十起。
而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義和團運動。
一八九四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次年,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賠款割地,喪權辱國。之后,各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終於在一八九八年激起了全國規模的、由基督教的侵略直接引發的、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運動。結果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庚子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三十年還清,加上利息將近十億。中國的封建社會最終徹底地完成了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演變。
義和團雖然沉重打擊了各國在華的基督教勢力,然而在此之后,卻是基督教在華的大發展,天主教、東正教、新教都是如此。
由於中國人民的堅決斗爭,迫使一些外國基督教人士開始注意改變自己的形象。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一八四五~一九一九)首先倡議用庚子賠款創辦了山西大學。同時,由於清政府無數次失敗,清政府內部出現“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一些知識份子接受西方思想,也要學習西方,但要用革命方法推翻滿清。先行者孫中山自己就是基督徒,對於基督教進一步在中國的傳播,當然是很有利的。
新教的發展,尤其顯得突出。
然而,歷史還在進一步向前發展。
辛亥革命雖然一方面給基督教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機遇,然而,它也是中華民族覺醒的產物,同時又進一步喚醒中華民族。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勞苦大眾居然奪得了政權。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到了中國,有了辯證法與唯物主義嶄新的世界觀和理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居然在巴黎和會這塊砧板上任人切割。中華民族在急劇覺醒,中華民族在這個地球上應該處在什么地位?傳統的孔夫子學說曾使中國變成泱泱天朝大國,然而此時已經變成為歷史的包袱,面對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只能任人宰割。而西方的耶穌又能如何呢?能使中國也成為世界列強之一嗎?在這個地球上有哪一個殖民地以基督教立國之后也變成了世界性強國?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五四運動”爆發,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思想文化上反對封建的,以及一切迷信、不科學的意識形態,倡導民主與科學,向一切宗教發難。基督教(特別是其中的新教)由於其在政治上與帝國主義的特殊關系,必然首當其沖,成為攻擊目標。
一九一九年,李大釗等人創建“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二零年,該學會決議勸有宗教信仰的會員自動退會。但是,部份會員反對,於是在北京、南京舉辦了三場關於宗教問題的辯論會。
對外來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倡導者之間,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爭論。然而大部分是持全槃否定的態度的,認為接受宗教信仰是倒退。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運動否定宗教,同以前的教案相比,很大的不同是,不再單純地因為它是“洋教”,而是因為它的不科學性。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文化、學朮特點。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生活的政治態度,因而否定宗教當然也就是一種政治斗爭。由於論證涉及到認識論、人的心理、社會矛盾與信仰諸多方面,辯論就又有強烈的文化、學朮特性。
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當然不能立即被全體或大多數中國人民接受、懂得并立即付諸行動,并從而立即獲得解放。然而,在中國几千年意識形態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無疑是划時代的,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其意義與影響是無限深遠的。即使在今天和將來,它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九二二年四月,在北京國立清華大學召開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有三十多個國家的代表一百四十六人、中國代表四百人參加。這次會議成為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間全國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索。首先是上海學生,當他們得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十一大即將召開的消息,在三月九日就搶先發表了一份抗議此次大會的宣言,并成立“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之后,北京大學學生在蔡元培等人領導下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三月二十一日,發表了由七十九位著名人士簽名的通電,四月一日又第二次通電。三月十五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先驅》雙周刊出版“非基督教專輯”。四月四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十一大開幕。當天,非宗教大同盟發表《非宗教大同盟憲章》。四月九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十一大閉幕。非宗教大同盟則在北京大學召開第一次反宗教大會,到會者一兩千人。隨后,南京、廣州、廈門、武漢、長沙、杭州、福州、蕪湖、天津、保定都先后成立了反基督教組織,形成全國性的非基督教運動。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一九二四年,國共兩黨合作,建立第一次革命統一戰線。中國革命迅速發展,出現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并實行北伐,以打倒北洋軍閥政府。
基督教,從它的產生開始,就不反對奴隸制,而是維護奴隸制。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因日爾曼人的入侵,羅馬帝國瓦解時就指出“不是‘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來,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隨?這種世界秩序的每一個新階段的到來而有所改變。”恩格斯又指出“它是適應時勢的宗教”。在資本主義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基督教也及時“適應時勢”,在殖民侵略中充當了急先鋒。美洲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印地安人被屠殺,黑奴販賣,都是打?上帝耶穌旗號的基督徒們干的。因而,當中國人民革命高潮興起要掙脫帝國主義枷鎖時,其矛頭之所向,必然要指向帝國主義侵略先鋒隊的基督教。共產黨出版的《響導》、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新青年》、國民黨的《覺醒》、全國學聯的《中國學生》,全面批判基督教。各地學生運動、示威游行,斗爭矛頭紛紛指向基督教。廖仲愷就說反基督教是“因為它在中國實挾有一種非法的、優越的勢力”,即是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革命軍北伐,也就必然出現沒收教堂、教產,趕走牧師的事件,并喊出“打倒文化侵略的先鋒基督”“打倒帝國主義的工具基督教!”“廢除洋奴制造廠--教會學校!”的口號。據真耶穌教會的資料,一九二六年,《長沙日報》“日日登載,打倒基督教”。
然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了革命,鎮壓工農、屠殺共產黨人,非基督教運動也就逐漸消聲匿跡!
基督教是資本主義擴張、帝國主義侵略、侵華的工具,這是無可辯駁的歷史。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早有精辟論述。一八五三年,馬克思在其《英國在印度統治之將來結局》一文中指出了英國政府這個“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保衛者”在印度如何“殘酷的強取豪奪”的;一八六七年,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指出:“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一八五零年,在其《鴉片貿易史》一文中指出:英國政府“總裝出一副基督教的偽善面孔,利用文明來投機”;一九零零年,列寧在《中國的戰爭》一文中指出:英法在對華侵略戰爭中(指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就“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反對野蠻的中國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還重點分析過沙皇俄國在侵略土耳其的時候,如何利用了宗教。
持這種論點的并非只有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英國著名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對西方的宗教,也曾經使用過“侵略”這個字眼:“他們(指中國和日本)……便向處於近代早期階段的西方敞開門戶,而此時西方傳統和宗教侵略依然張牙舞爪,甚囂塵上。”(《歷史研究》三五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九月第一版)。南非黑人大主教圖圖說:“五百年前西方人手里有聖經,非洲人手里有黃金;五百年后,西方人手里有黃金,非洲人手里有聖經。”正是西方利用基督教侵略的寫照。
在中國的基督教如何面對新文化運動和后來進一步發展出來的革命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呢?無論是原來的天主教還是新教各派系,都要認真思考,要自我辯護,也要反思,要改變自己,老一套肯定是不行的了!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日,北京的一些知識份子當中的基督徒,組成了“北京護教團”(又稱“證道團”),要推動“基督教復興運動”。并出版《生命月刊》,以“滿足中國人的需要,回應新文化運動的挑戰,并見證基督教真理的力量與能力”。
“見證基督教真理的力量與能力”是其根本目的,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與“科學”絕對對立則是必然。
但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也迫使這些基督教的信徒們自律反思。對此,說法很多,但大體上說來,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在意識形態上,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共同基礎,以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合。趙紫宸認為這個共同基礎就是耶穌舍己為人的高尚品格,并呼吁基督徒身體力行,把耶穌的自我犧牲精神融入中國文化,從而使基督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誠靜怡主張從中國人的角度處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這實質上就是基督教的中國化,即所謂“本色化”的問題。他認為必須擺脫外在干涉,提出中國人的信仰“所有權”的觀念,明確指出中國信徒有權排斥外來基督教里的不合理成份,如宗派主義(指各種各樣的教派)。并必須肯定中國文化的地位,中國信徒有權欣賞自己的文化傳統,例如尊重祖先。一九二二年,第四屆中華基督教全國大會在上海召開(真耶穌教會也有三個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誠靜怡任大會主席,在報告中強調“中國教會所開展的培靈不應該與中國民眾的發展傳統與精神體驗相沖突”。不應沖突,即應該一致,這是基督教會本色化的基礎。韓國李寬淑認為誠靜怡的主張是“然后在本色化的基礎上,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合二為一,最后達到中國文化基督化”。誠靜怡在什么地方談到過“達到中國文化基督化”的,筆者未能找到出處,遺憾。果如李寬淑所言,則誠靜怡之“本色化”實為要用基督教改造中國,其“本色化”實為“西方化”、“基督教化”。
基督教永遠都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化當然也可以將西方文化的一些內容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但全槃的基督化、全槃西化是永遠不可能的。
自律反思的第二個方面,是從基督教會組織、行政、結搆上的反思。提到了外國傳教士的專橫、自負、家長制作風、蔑視中國文化。一般信徒多迷信,功利主義,求庇護,求救濟,求免費教育,“吃教”等等。要在教會機搆中擁有中國教徒的自決權,培養教會中的中國領袖人物。徐寶謙甚至認為西方“信條”不符合中國人的宗教需要,某些教會儀式內容(如浸禮、嚴密聖餐等)易流為形式主義。
一九二二年開始的非基督教運動則逐漸演變成聲勢浩大的全國學生運動、工農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基督教直接被指為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中國基督徒如何面對?一些人開始調整自己的信仰。如吳雷川認為,基督教的信仰“應集中於耶穌的舍己愛人,這是人擺脫罪性并推動社會進步的唯一途徑”。這實際上是強調道德觀對社會的作用了,而“舍己愛人”并非只有耶穌才有。一些人的信仰開始從虛幻轉變為純倫理的觀念。這種轉變必然就要涉及教牧人員本身的道德、素質等等行為表象。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基督教完全被西方文化禁錮,要存在及發展,必須盡快解脫,找回“真正的”基督。一些人為了證明中國基督教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於是力證耶穌出身於工匠,在窮人中生活、工作、布道,經常責備那些為富不仁的人;門徒也都是社會的下層的群眾。基督教是窮人的宗教,不是資本主義的幫凶。舉《使徒行傳》中“有無相通”的說法和作法,證明原始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并不矛盾。
綜前所述可知,無論是在一八四零年之前,還是其后,基督教傳入中國,都存在一個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并融入中國文化的問題。而一八四零年以后,基督教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則不再僅僅是文化傳統的沖突,而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沖突、政治沖突,事關中華民族的存亡的問題了。對於中國的基督徒來說,同樣也存在是否與中華民族的存亡共命運的問題,是作不作帝國主義的幫凶的問題。
於是出現了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的潮流,教會自立運動。
這個過程,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出現。
據說,最早的華人自立教會應該是香港的道濟會堂,但何時成立不詳,一八八零年有會眾二百余人;借愉寧堂聚會。第二所是香港美華自理會,成立於一九零零年,一九一一年改稱“中華公理會”。
山東:一九零二年,濟南建成中華基督教會;同年,青島的美國長老會自養,一九一六年自立,加入山東中華基督教會;一九一九年,煙台成立中華基督教會。
天津:一八九九年,倫惇會陳翰臣倡議自立,在老西開建堂,稱“華北自立會中國福音堂”,一九零零年,因庚子事變而停辦。一九零二年,長老會的仲子鳳等聯合倫惇會、公理會、聖道會、美以美會的信徒籌備自立,遭外國傳教士阻撓而停頓。一九零八年,倫惇會教友張芝庭倡議成立了“自立會福音堂”。一九一一年由楊寶慈、張伯苓領導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會”。仲子鳳,據真耶穌教會魏保羅的記載,一九一七年時,為天津青年教會總干事;張伯苓,作張伯“令”,天津一校長。見后述。
北京:一九一二年,在誠靜怡推動下成立“中華基督教會”。據真耶穌教會的資料,魏保羅也是發起人之一,并任副會長。參見本編第二章第一節。
上海:一九零二年,謝洪賚、高鳳池、宋耀如、俞國楨、李恆春等發起成立“中國基督會”。一九零七年,俞國楨又邀集黃治基等成立“耶穌教自立會”。宣布其宗旨為:“本會之設,由各會華教友憂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侵,為圖消弭挽救,而組織具有愛教愛國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故定名曰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救旨善傳,及調和民教,維護公益,開通民益,保全教會名譽、國家體面為目的。各會華教友,無分彼此,不限區域,庶几聯絡同志,合二為一。”
而,中國自立教會形成大規模的運動,卻是在一九二二年開始的非基督教運動挑戰之下出現的。關於這一點,本書從略了。因為,作為真耶穌教會產生、創建的歷史背景,了解以上的史實發展已經足夠了。
魏保羅創建的真耶穌教會,正是在這種民族矛盾、政治與宗教變化的背景下用自己的財力、完全自立而創建的。是自立教會大規模出現中的一個組成部份。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研究中國基督教發展史的學者們,其?眼點,大多集中在原外國差會中一些著名人物,如誠靜怡等人的自立運動上。本書要研究、探討的,則是中國人完全擺脫外國差會另創獨立教派的歷史。
在基督教本色化、自立運動中出現的教會,據《四川基督教》一書所說,只有真耶穌教會和基督教聚會處(小群)同西方差會完全沒有關系。但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基督教聚會處創始人倪柝聲同英國“閉關兄弟會”、倫惇“基督徒交通中心”有密切關系。接受過巨額資助,并曾親赴倫惇師事史百克(“中心”負責人),及接受內地會傳教士到上海聚會處幫助培訓同工。中國人敬奠瀛在創辦“耶穌家庭”時,也曾接受過美國長老會教士單覃恩的資助。完全不接受洋人資助的只有本書專門研究的真耶穌教會。
真耶穌教會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中國基督教信徒力圖擺脫外國差會控制的潮流中出現的。現實的沖突引發了天國里的沖突。一些有民族氣節的基督教信徒們也強烈要求在神的世界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恰恰就在這種狀況下,基督教世界中的“五旬節運動”傳到了中國。實際上,真耶穌教會也是五旬節運動在中國發展開花所結之果。
這種基督教“本色化”運動,不單只出現在中國。實際上也普遍出現在亞、非、拉各個殖民地。當然,本書不能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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