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真耶穌教會在上海的創立，從現有資料記載來看，很難找出清晰的創建及發展脈絡。前述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第四期《萬報》上已經記載上海的真會組織有：北京路八號 愛多里 寶興路 寶山路四處，及“上海寶”一處。至少有四處是准確無誤的。《萬國更正教報》一九二零年陰曆十一月初一（公曆十二月十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面上。由“主筆耶彼得三多”撰寫的“萬國更正教屢次的報告”一文中提到“上海監督執事勞整光”。但勞整光與第四期《萬報》所記上海四處真會有無關系，則找不到任何蹤跡。
非但如此，這几處真會處所，同《卅年專刊》上的記載，也找不到任何關系。而且，《卅年專刊》上的記載也多有不清楚的地方。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中華基督教全國大會在上海召開。張巴拿巴、高大齡、魏以撒在武昌參加二次全大之后，就趕赴上海。全國基督教大會，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廳召開，出席大會的教派大約有五十二個，又有東三省的代表，及其他十六個省的代表，以及在日本東京青年會、留日聖公會、新加坡、朝鮮、美國的代表。華人代表總計四百八十一名，特邀九十八人；西人代表約四百八十人。總計壹仟余人，規模不可謂不大。據“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的記載，魏以撒、張巴拿巴分別為直隸和山東真耶穌教會的代表，而高大齡則仍以山西自立會代表身份出席。
真耶穌教會的這三位代表，充分利用了這次機會。據說“在大會代表中為本會起了很大的爭論。主席團對本會曾要拒出會外。但聖靈賜給三位代表的口才靈智勝了他們，得以安然度過，并且在一千一百八十九位代表中作了美好見證。當時起了很大的革命，甘肅與河南、廣東代表出頭和主席團公開理論，以至不能按照發言的規矩說話。因為主席團的人們都存?勢力眼，不給小教會代表發言的機會。文字方面有基督徒報加以無情的攻擊，每天都可以送到每位代表的手中。本會是純真本色的代表中國教會惟一的代表。但主席團的人們都是西洋媽媽生的，開口閉口夸獎他們的洋媽，更惹起了許多代表不滿，以至大打出手。本會代表看來這是聖靈動了工要給本會開路。就趕機會給他們傳講真道。大會以后就趁時而作，先借了一個地方開布道會，不到一個月，水洗九十六人。於是上海的本會就在這個機會中開創了。”以上為《卅年專刊》中的記載。其中有些話語語焉不詳。如每天都可以送到每位代表手中的“文字方面有基督徒報加以無情的攻擊”。誰發行的基督徒報？誰攻擊誰？攻擊的內容？都不清楚。從上下文推測，也許是一些“小教會”攻擊主席團的文字？參加大會的魏、高、張三人，會后在上海究竟是如何布道的，在《卅年專刊》上完全找不到魏與高的記載，唯一能找到記載的只有張巴拿巴。
關於參加上海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張巴拿巴《傳道記》也有記載如下：（在武昌大會之后）“我於四月初旬即赴上海參與基督教全國大會。我與大會的原因是為基督教以前曾發兩封公函，一封到山東，一封到湖南。我想許多的教會對於參加這種大會，非用許多氣力運動不可，他既有公函，可以藉此作傳道的機會，因此我就連忙赴滬。不料一到會所，他們反而不接待，不准我入會。我當時責問他，既不使我入會，為何發上兩封公函請我呢？他也自知理由不充分，方才給我證徽，請我入會。他原來看真耶穌教會是外國人傳的，當我巴拿巴是外國人，所以先前的公函和以后的見面，方有如此差別。我和他們聚會十日，中外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會名共有一百二十余種。我那時雖沒有多時講道，可是帶來的（？）報，已經完全分散了。”
張巴拿巴的記載只有“我”，而沒有高大齡、魏以撒。而筆者搜集到的大會報告書記載的代表名單中是高、魏、張三個人；高的身份是山西自立會代表，張與魏則同為“真耶穌教會”的代表。那么，當張巴拿巴同大會理論為什么不許參加大會時，高大齡、魏以撒也必定在場；至少，魏以撒也應當在場。張巴拿巴《傳道記》確有掩蓋歷史真相之嫌。
從上面《卅年專刊》的記載來看，真耶穌教會在上海的開創應當是借在上海參加全國基督教大會的契機而開始的。再，請看《卅年專刊》上蔣約翰關於《上海本會略史》的記載：
“申江自從開辟商埠以來，交通便利，人煙稠密，竟成了東方最大都市之一。在表面上看來，巍峨而堂煌的建筑物，望衡對宇，種種物質的設備，形形色色。真所謂有美皆備，無麗不臻。但是他的內容解剖一觀，卻是漆黑一團，充滿了罪惡之素。全滬的人們淹沒在深坑里，等候那大日的審判。
雖然外來的各教會林立，亦不過播其歐美風雨、掛羊頭而賣狗肉。甚至被帝國主義者之利用，作為侵略之先鋒。庚子教案，即其左證。其余各教門之設教立會，亦以行善救人為標榜。但是述而不作，能說而不能行。幸天上的真神於一千九百十七年（即民國六年）在歐戰將要結束之時，於東方我們的中華民國放了異彩，降下聖靈，為人民開一得救的門徑，設立了一個‘真耶穌教會’，廣傳真理。所以在民七（一九一八）大戰就停止了應驗（《示》七章二十三節）。而黑暗的上海於民國十一年春，亦見了真神的神光。在是年三月間有傳道人張殿舉來滬，布道於閘北長安路李姓家中。適有李之友人任彼得先生，信心會會友，聞聽真道大為受感。將傳道人接到家中（在長?路同孚路口）每日研究真道。任君之母趙靠主老太太系內地會會友，耳聆真道，非常注意。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明白真理。由此她就立志跟從了救主。
傳道人在滬兩個月之久，在五月間赴湘開會。趙靠主既接受了真道，乃拋棄一切，跟從傳道人同去湖南。在湘受洗，并受了主所應許的聖靈。在長沙住了三閱月之久，專心考查真理。事畢返申，抵達滬地已八月杪矣。自從到滬之后專事為真理作證，因此結了好多的果子。孫竹林先生亦流歸本會，逐日祈禱查經，很為熱誠，主給他許多美好的證據。至此，他決志為主打美好的仗。每日事畢均到任君處祈禱查經。緣因任君在信心會任事，所住亦信心會地方，本會之禱告有時同聲高呼，為各會所不悅，亦恐受信心會之疑忌，因此決欲遷移。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初遷到斜橋。租賃平房一間，設備頗為簡單，僅几條板凳，一張桌子而已。此乃滬會成立的起點。雖然在此窄小之會堂，但靈工卻是大振。各會會友流歸者大有其人。蒙主祝福，人數天天加增。當日教會之負責人為趙靠主老太太與孫竹林先生，二人照管永生神的教會，會所雖偏一隅而求道之人卻絡繹不絕。信道之人多數是窮苦的同胞，雖甚貧寒而都甘心樂意供給教會的需用。就如孫先生竹林尚自食其力，將每日所盈余的全數捐入教會。不獨這樣愛主，每日均有為道奔波，引領許多亡羊（記者也是一份子）。
有王安享者，浸會堂會友。本是一位虔誠拜主的人，聞聽真道立刻接受。非常熱心，追求真理。全家均蒙主恩同走一路。這一種的快樂，非言語所可形容的。王君業五金，在楊樹浦路大連灣路口開王潤興銼刀店，赴斜橋會堂聚會有諸多不便。於是商得會友同意要教會遷到滬東。大家都贊同此舉。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十二月初旬，將本會由斜橋遷到了倍開爾路瑞福里五百六十號內。兩幢廂房，每月租金卅二元，大家俱甚熱心。有安息會會友陳載記先生見會所凳子缺乏，脫了皮襖捐給教會，因此大家甚受感動，立時捐了好多的款項。會所設備整齊，獻給耶穌，蒙主喜納。由此各省求道之人均有加入。滬濱地方甚為遼廣，在此一隅聚會不足推廣真道。而且傳道之人甚為缺乏。”
前面已經提到，《卅年專刊》敘述上海真耶穌教會的傳播發展，是借魏、張、高參加基督教全國大會的契機而開始的，然而從全部《卅年專刊》“江蘇省本會史略”中的記載來看，能說明這一點的具體佐證，只有蔣約翰的這篇文章。此外，《卅年專刊》第十集《異教之風》中的“十，張巴拿巴與中華真耶穌教會”之后，又附“張巴拿巴達魏文祥、王真光書”一文，其中也曾提到在上海傳道的成就：“兄自申（上海）分手，聖工甚忙，有三處加入本會……兄在申受水洗者百廿名，受靈的四五十人……”這封信是張巴拿巴離開上海之后，路過南京時發出的，信中的數字應該是張巴拿巴在上海傳道結果的總結。對此，張巴拿巴《傳道記》的記載如下：“大會完畢，有青島路的人接待我，聚會三天。有老會教友李文奎前來赴會。他患病多時，不能吃飯，救主醫治，立時痊愈。自立會會長宋崑山君聽道受感，邀我到自立會開會三天。當時有一姓韓的，三年直不起腰，來會求主耶穌醫治。我當時奉耶穌的名，為他按手禱告，他的腰忽然直了。因此受大水洗者二十五人。以后再開會七天，蒙主施恩，醫好病人三十余名。閉會后，又在長安路李文奎先生家里聚會。本（？未）及一月，施洗六十八人。從此，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敬拜真神。我在上海又遇?漢口余子芳，與他談道十余日，他即大受感動，向我說：‘凡事百聞不如一見，我當時所耳聞的真耶穌教會與現在親聽長老的指示，實是大相徑庭了。我當時聽見各會傳說真耶穌教會是自夸、狂傲，差不多是一無可取的教會。所以當今（？）年正月，各公會聯絡起來逼迫你的時候，我是八十四人中第一人，預算用武力捆綁你拋在江中。議定以后，我兩腿忽生毒瘡，兩眼忽然疼痛。向眾人所議定的事，便不能照我的心願舉行了。我一直病了三安息，漸漸好了。二月廿九日，下午過江，在小河口遇?淫婦，帶領兩人將我手里的皮包奪去，里面有銀元二百六十四元、鈔票五十元。因我二十年前曾與她聯合犯了大罪。我因此羞見妻孥，當夜乘船往蕪湖，以后來到上海。所以這次得見長老，親領教誨，都是主耶穌的特恩了。從此以后，余君天天與我來往。我往南京，他也與我同去，便在那里受大水洗了。”之后，余子芳隨同張巴拿巴到南京、高郵，但不提趙靠主也隨同前去之事。
《傳道記》所記張巴拿巴在上海的傳道活動較為詳盡，“長安路李文奎”當為蔣約翰所記之“長安路李先生”無誤。
張巴拿巴特別詳盡地記載了同余子芳之間的交往，本稿也全文照錄不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卅年專刊》中完全弄不清楚余子芳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同張巴拿巴的關系。而此處之記載，能完全說明為什么余子芳一直對張巴拿巴忠心耿耿，執鞭墜鐙而終身無悔。見后述。
關於真耶穌教會在上海的初創，《卅年專刊》還有一份記載如下：
有署名“無吾”者記《周福源傳道記》為：“周君福源，湘省人也。前在老會多年，為人溫柔謙虛，事主至誠，甚為同道所欽敬。於民國十一年接受本會真道，與老教會合作布道。在上海櫻華里曠場支搭帳蓬，晝夜布道，聽者甚眾。酷寒天氣，一人獨臥蓬中，忍苦耐勞之精神非常人可比。每日得食與否尚不得而知。雖如此之艱未見有退縮之氣，反而奮斗不懈。夜中俯伏赤地呼苦，呼吁不休。在布道之際收了很大的果效。有張姓得了傷寒，臥病三月之久，骨瘦如柴，翻身不能。周傳道只奉主耶穌聖名一句話立起沉痾。來時為人抬來翻身不得，去時已能行走如恆。張某回至蘇北為主作證，即引導趙路加執事賢昆玉（弟趙拿但業）先后歸主，成立了八區（誤，當為‘八巨’）本會。現今（應指一九四七年）有二三十處教會之設立，均由周傳道所撒靈種而生長者。復在櫻華卅間租屋成立教會。當時尚未把本會大名高舉，因吸收各教會之同道棄假歸真也。以安息聖日和安息一（指星期日）兩天均有聚會。予（指無吾）接受本會之真道亦在此時。由櫻華里間遷至檳榔路時才高舉真耶穌教會之大名。周君亦從此棄世長眠矣。其為本會也，受盡患難，貧窮困苦，且廉節有識，表明為神之用人。難怪昔日各地本會之蓬勃興起有如斯也。”無吾又說“念其為吾蘇省開創之先鋒，父神既已因其得榮，敢無一言以追述乎？”
不過，周福源的傳道活動與張巴拿巴在上海的傳道孰先孰后不好判斷，因為都在一九二二年，而周福源開始工作的月份沒有記載。周福源又由誰而得到“真道”，也無從得知。
而櫻華里遷至檳榔路沒有時間說明，從各方記載對證，大約應在一九二七年。《卅年專刊》記江蘇各地真會上海分會時說：“本會原在麗園路。彼時靈胞很少，經濟困難。雖滬上大有學問知識的人加入本會。然因驕傲，致使屢起屢仆。近年主另揀選孫竹林執事虔誠事主吃苦，屢次禁食至二十一天之久。靈胞漸多，會所遷移倍開爾路。今又分設檳榔路支會，榮歸主名。”登載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萬國更正教報》第二次三版。則設檳榔路支會當在一九二七年，所謂“今”又分設者也。而周福源，一九二二年信道，為教會在上海工作五年而去世，恰在一九二七年。
上海真耶穌教會最初發源地的變化遷徙，據《卅年專刊》所載，目前所知大約有如下几點：
《卅年專刊》謂參加中華全國基督教大會的三位代表魏以撒、高大齡、張巴拿巴的布道，但無具體情況的記載。三人之中，只張巴拿巴有明確記載。《卅年專刊》籠統介紹，而不明確指出究竟為誰，很可能是編者的心態在作怪，要盡量少的說明張巴拿巴的功績。其實，蠻可以功是功，過是過嘛！
蔣約翰的記載：一九二二年三月，由張殿舉布道於閘北長安路李姓家中，后到任彼得家（長?路同孚路口，信心會處所），再遷至斜橋，趙靠主、孫竹林負責→倍開爾路瑞福里五六零號。長安路李姓家中，即張巴拿巴《傳道記》所記“長安路李文奎”家中。而青島路、宋崑山自立會接受“真道”的下文如何，不再見於記載。
無吾的記載：周福源，櫻華里曠場，一九二二年→櫻華卅間→檳榔路，周去世。但，周福源得“真道”於何處不詳，無法判定其源頭。
麗園路→倍開爾路→分設檳榔路支會。
但，麗園路在斜橋，應為一處。《卅年專刊》“三次全大（原稱二大）紀要”記孫竹林為“上海斜橋麗園路本會”代表。則與可統一為一說。只周福源原櫻華里聚會所，大約與斜橋分會無關，后移檳榔路設支會。
第六期《萬國更正教報》（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出版）載有四處“真會”。
由以上情況判斷，真耶穌教會傳入上海，最早應在一九二零年。如何傳播，不見記載，推測應為《萬國更正教報》的影響。之后，才是張巴拿巴於一九二二年傳道於上海。而周福源接受“真道”是在上海還是在湖南，無法斷定，也就不好推定是由何處傳入的。
一九二三年孫道基（孫竹林）在梵王渡路創滬西分會。
一九二四年，周福源又在上海小沙渡創立分會（今宜昌路一帶），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萬國更正教報》第七次三版刊登了周福源的報告，其略如下：
“天津真耶穌教會魏以撒長老并執事靈胞道鑒：願主耶穌基督的大恩多多加給你們……，今將本會景況略述一二。自去歲（當為一九二四年）間教會成立以來，頗蒙神的大恩，聖靈燭照，慕道友已有數百人，受浸者共有一百余人，受靈洗者共有五六十人。諸信徒很有熱心，扶持教會。又蒙神示（？賜）我們醫病趕鬼之權。今略述一二。去歲正月間，有張學玉患春瘟之病，極其危險。用小車推來，余為他按手禱告，立刻痊愈走回家中。又四月間，吳廷干君患病數月，請醫服藥越加更重，命在須臾。抬至教會，余為他按手禱告，即日病體痊愈。又劉阿三，六月間患狂邪之病，服藥無效，甚是危險，亦乘小車推入教會。余為他按手禱告，立刻痊愈，隨即飲食，走回家去。其醫治病體痊愈者足有百余人。又為張太太、范太太、劉太太、潘太太，俱多被魔附?，甚是利害。余為他們禱告按手，立刻退去，俱得平安喜樂。總之，醫病趕鬼之事甚多。一年之久，難以書述。會中還有神跡奇事、異象預言，所以蒙神如此大恩，不敢隱藏。專此敬請長老執事眾靈胞們大安。”
這應該是一九二四年南北分裂之前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