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道生在天津真耶穌教會曾經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見前述。《卅年專刊》說他有響亮的歌喉，朝氣蓬勃，凡事都注重規矩、整齊的儀式。參加過南北合一的代表大會，也參加過第七次（后改稱八大）全國代表大會。雄才善辯，很能代表北方的意見。在真會是很有名聲的。但卻離開了真耶穌教會，去辦什么“神的教會”。為什么如此，《卅年專刊》說有五大原因：
“他本人的個性太強。他曾要求把在天津懷慶里總會的名義搬到他的家中，沒得到那位傳道人的同意，心中不滿，此其一。
死於字句之下。他生了錯誤的念頭，以為本會會名沒有明文一貫的字句，他查出有數處聖經都是‘神的教會’，此其二。
不善與人同。別人的善他不能隨同，他自以為的善別人也不願苟同，以至在領袖中間彼此發生了磨擦。他為要便於專行獨斷，乃毅然改了‘神的教會’，以克服他所認為的困難。此其三。
他不能居於人下。他想別人可以易如反掌似的開辦教會，自己又有經濟能力，豈不更容易了么？他就印發宣言自稱總會以便號召。此其四。
他擋不住撒旦的引誘。當牛長老按立他長老的時候，他才受洗沒一個月，可算是初入教的了。這就是第五大原因。”
他受洗時年約四十歲，只有一個兒子。全家受洗之后，“大蒙生養眾多的福”，八年沒有生育的長夫人李玉梅到四十五歲時又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沒有生育過的劉乃宣（二夫人）也生了一個兒子、一位女兒。“并且如同俄別以東的家一樣，大蒙福佑，凡事順利。”他在真會前后共七年，脫離真會以后對真會的教義和信徒并不反對。在他的口中從不輕易提到別人的短處。只是改變會名，自立己養。隨他而去的大約有百余人。當初為他施洗的那位傳道人，曾多次流淚勸他，但他仍然固執己見，一直到死。
《卅年專刊》評論的第四條是很重要的：“他想別人可以易如反掌似的開辦教會”，自己當然也可以辦。這一條原因并非只適用於畢道生。在整個真耶穌教會的歷史上“別人可以自辦教會，我當然也可以自辦教會”的現象層出不窮。這些人，當然是一些領袖欲極強的人。而一些人想要獨立自辦教會，必然導致真耶穌教會的內部紛爭，又從而導致分裂。於是就形成了真耶穌教會歷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各地情況，所知者如下：
據《聖靈報》第九卷六～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初十，在趙縣城內新道街成立真教會，當天受洗者廿九人，“求得聖靈”者廿人。
當年，六月廿九日，天津真會報告，懷慶里真會遷至東北城甬常關后門對過。因“自前年市變（當指前年日寇炮擊天津華界事）以來，所有附近信徒多遷移，至教會聚會至感遠離不便。長此以往，有礙教會發展。”六月廿九日是報告時間，但報告未能說明遷移的時間。
《聖靈報》第十卷第五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載，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又於天津東門內真會河北省支部召開了河北省第一次靈恩大會。每天四次聚會，平均每次約百余人。“聖靈大降，受水洗者三十二位，并都受了靈洗。大病蒙醫治的，計七位之多……”。為二十一日河北支部大會做了准備：改選張約書亞長老為代議員，李以利、程介三、張雅各為負責；夏言冰女士為書記。又為了加強團結，“決議天津市本會，今后每逢安息日聚會合一，及經濟會合一，行政合一，以收團結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