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總本部黃以利沙、郭多馬等人究竟為什么要解決張巴拿巴的問題，前面根據《聖靈報》六次臨大特刊的敘述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由於張巴拿巴之子張石頭的翻案，迫使我們不得不做更深入的探索。而張石頭的著作，為解決這個問題又提供了更多更有說服力的資料，這是張石頭始料不及的。
張石頭說，張巴拿巴早已認為黃以利沙、郭多馬對其不利，并進行了反擊。舉《聖靈報》四卷六號（當為一九二九年六月號）第十四、十五面張巴拿巴的文章中說：“凡奉分派傳真道者，若有貪工價之心，必有高低之別，結黨之私，嫉妒之恨……”，“貪名”并“迷於名利”。張石頭總結為：“巴拿巴此文，言簡意賅，所指名利，實為他們欲把巴拿巴‘砍掉’，‘丟掉’的真正原因。”那末，黃以利沙、郭多馬等總部負責人等“砍掉”“丟掉”張巴拿巴以后究竟能得到什么樣的“名”和“利”呢？張巴拿巴沒有說，張石頭也沒有說。那么，僅僅出於對總負責一職的“嫉妒”？沒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從上述張石頭的說法可知，張巴拿巴在總部是異常孤立的。作為總負責的張巴拿巴，在總部同人之中為什么會如此這般的孤立，為什么其他的總部負責人一致要把他“砍掉”“丟掉”？張巴拿巴不明白，其子張石頭也不明白。
我們再分析一下張石頭列舉的在五次臨大前后的反張言論，看看總部那些負責人究竟為什么要反張，能得些什么樣的“名利”。其中有的內容同前面已經說過的或許有些重復，然而為了說明張石頭的意見，不得不如此。為篇幅計，只能摘其要者，不過還是要以能說明問題為限。當然，一些無關痛癢的就不分析了。附帶說一句，張石頭《真會史》書中，使用了許多與個人品德相關的資料，若無必要，就不介紹了。
《聖靈報》三卷十一號第八面（當為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號），高路加說：張巴拿巴“歸榮於自己曰，我能如此開辦教會……從此……目空會眾，抹煞同勞，毫不受人勸正。曰，我有耶穌、我有權能……”。高路加的言論，張石頭將其列為首先發難之舉。
《聖靈報》四卷四號（當為一九二九年四月號）第二面，郭多馬說張巴拿巴“高自位置，輕視許多人……自以為真神特別揀選了我，不必藉?什么人來教導，自謂是教會中的第一人或第二人……”。在四卷七號卷頭語中又說“教會是由我們的知識而演進的，到了現在，正當破除一切呆板的盲從”、張巴拿巴“不顧全教會的大局，只知有我……凡出教會公意之所決行者，都不贊成……”。
在《聖靈報》五次臨大特刊上，郭多馬又說巴拿巴“以為教會全體只有一個人，算為與基督最有關系，於是推尊太過，竟象教皇一般，大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概”、“別人可以跌倒，他卻永不跌倒，以為他一個人，如一旦跌倒了，全教會亦同乎跌倒，這種見解，真是大謬不然……。”
在張巴拿巴所辦《角聲報》三卷十一期的十六、十七面上，福建蔡彼得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為五次臨大的召開，蔡彼得與蕭仕提反同赴上海總部。會前二人問高路加召開大會之目的，高路加答曰：“非為別事，專為張長老個人棘手之故，且操獨斷獨行之權，非聯絡團體，解其權，束其臂，誰能與他同事呢？若不如此聯合一致同心，則我等將來，必為其黜退。”
而《聖靈報》六次臨大特刊第十二面又載郭多馬說：“必須更改規章，使總負責不能任意用人，因張說‘我已寫信給楊利百加和別的女執事，請他們來總部辦事，換一般女負責，試做一時’。看自己為總負責是永遠的。”
這些“反張”言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顯然是反對張巴拿巴的獨裁，是因為張巴拿巴不能與總部同人共同商量處事。如前已述，若從四大規章來看，張巴拿巴沒有錯，所以郭多馬等一定要修改規章。因而這場斗爭的根本實質是民主與專制獨斷的斗爭。這是當時民主、共和思潮對真耶穌教會的影響和沖擊。這些言論，張石頭看到了“反張”，但看不到其實質。郭多馬、高路加等果然是為了“名利”而反張，也只能說是為了保住其總部負責的地位而已，以免被“黜退”。因為張巴拿巴已經要把他們統統趕走，換楊利百加等一幫女士做總部負責。張巴拿巴的這種作風與作法，在總部負責人員之中焉得不引發公憤和反抗？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奇怪，教會是由信神的世俗之人組成的，相互間的關系，焉得不是世俗人群之間的關系？
張巴拿巴究竟是不是獨裁，張石頭矢口否認，說是如果其父獨裁的話，他完全可以利用總負責之權不允許郭多馬等人在聖靈報上發表“反張”言論，完全可以不允許五次臨大召開并阻止修改規章。然而，獨斷專行的作風和欲望與能否實現其目的畢竟是兩回事，特別是在已經引發眾叛親離的情況下。
實際上，張巴拿巴一生的悲劇就在於他的獨斷專行，這個品德是貫其一生，終其一世的。一九三四年，張巴拿巴率領其擁護者，那些寧願有個獨裁者統治他們的信徒們，在漢口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大會，改會名為“中華真耶穌教會”，在南京成立總會，掛牌活動。一九三六年在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大會。張石頭在此提到了《中華真耶穌教會明盟規章》，并引述了第三章組織之下的第七條款：“元首有一切獨裁權力，以及教職任免和種種方案之施行，概由元首一人決定，無論任何教職靈胞，都須絕對服從，證明是本會永久統領者。”張石頭說“這一條尊‘巴拿巴為元首’的規章，實陷巴拿巴於不義，巴拿巴既不拒絕而予承受，更啟真神的憤怒。在其晚年，神乃毀壞了他的形象。”張石頭痛惜其父的心情躍然紙上，然而，張石頭卻又因為親情蔽目看不到其父的思想品德的本質。陷張巴拿巴於不義者，并非這個規章，他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別人陷他於不義，而是他自己的不義才產生這樣的規章而陷自己於不義。他因為獨斷專行被總部清除，一些寧願受獨裁統治的擁護者們干脆將其進一步擁戴為“元首”，并寫入規章，這正是張巴拿巴夢昧以求的規章。這個規章，本質上相同於四大有關總部負責人如何選舉的規章，而在程度上則極大地超過了四大規章。然而，張巴拿巴的這種思想并未停止在“元首”這一級別之上。晚年，他又當上了“王”。一九五九年十月，張巴拿巴在新加坡向世界宣布基督立國，自稱“淨光山新耶路撒冷”，邀請各國元首來參加建國大會。巴拿巴戴王冠、穿王服、持王杖，其妻則穿王后禮服，持王后杖，於十月十八日舉行了就職典禮。這是神毀了他的形象嗎？當然不是，這是他本人內在的思想品德惡性發展的結果。從這一點看，那些擁護他、支持他獨裁的追隨者們，實際上才是害了他的人。使他的惡性品德沒有遭到遏制，反而膨脹，以致於在二十世紀中期過后，還演出這樣的一出丑劇。
張巴拿巴后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