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專刊》記真會湖北發展史時，最早是從三人布道團說起的。而三人布道團到漢口時，應該已是一九二零年的事了。而且，與上述《萬報》的記載，完全銜接不上。
《卅年專刊》說張巴拿巴、郭司提反、梁巴比倫三人布道團，在漢口布道時，轟轟烈烈，各會無不震驚，然而受洗的人卻不多，寥若晨星。只有兩位由於后來給真會做過不少工作，所以《卅年專刊》特別記載了他們：一位叫楊鶴皋，另一位叫周求真，原本都是安息日會的信徒。關於楊鶴皋，《卅年專刊》有一些記載，而周求真僅此一見，別無所考。另外湖北周姓信徒中只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召開第五次全大時，湖北代表中有周郁亭一人，不知是否就是周求真。而楊鶴皋，於《卅年專刊》中專門立傳，所知較詳。
楊鶴皋，聖名路加，湖北襄陽人。應山縣侯補知縣。能文善畫，杭州八位名家之一也。先為安息日會會友。於民國九年（一九二零。一說在一九一九年，誤，三人到得武漢時，應該已在一九二零年了），在漢口安息日會得聞郭司提反等三人傳道受感，虔心相信。細心搜集真會的一切印刷品。平日恬淡安靜，木訥寡言，登台傳道則侃侃不絕，左右逢源。看顧靈胞，尤為殷勤。
曾久住其盟友王安瀾師長家。而王公館上下沒有一個信耶穌的。有一天，大家嘲諷他說：“你要是能把那棵死了十四年的枯椿樹復活，那我們大家都信。”楊路加說，那好，“我必禁食求之，如不活必不食也，願父神渡爾救爾”。而結果，楊路加禁食四十晝夜，死樹果然復活。於是王師長之母“率眾歸真”。
三人布道團在武漢收獲不大，而黃陂張家店福音堂把三人布道團請去，在張家店建立了真會。彭壽山受洗應在此時。后又到東篁店，有吳約瑟全家受洗，也建立了真會。二次全大時東篁店有代表吳金秀，黃陂（張家店）有彭壽山。
張巴拿巴《傳道記》則記初到漢口時，進土當街一間倫惇會講道。第二天，華樓街倫惇會總會龔牧師也來聽道。第三天，人更多。而“郭長愷（司提反）所講的稍過激烈”，三人被“趕出去”了。但許多教友支持他們。陳忠厚、彭壽山和一富翁邱比臣等約定第四天受洗。而土當街倫惇會的陳教師告訴邱比臣要當心這几個“衣服襤褸，蓬頭垢臉的傳道者”，“若是山東來的盜賊”，要遭虧損的。邱信以為真，遂急忙收藏財物，不想從二樓跌下來，摔死了。張等“大受逼迫”。彭壽山將他們帶到旅館，第二天彭壽山等就“一同受洗了”。遂到張家店彭壽山家，施洗三次，立真會一處。又被當地天主教會逼迫。張巴拿巴在一“大池塘里施洗的時候，天主教……几個凶漢”把張巴拿巴等人推入到深水之中。張巴拿巴被彭壽山救出。張家店真會，稍有秩序后，遂又到漢口，同各公會辯論一次。又到武昌安息會談論，再到“鸚鵡洲與老會教師談道，他都不接受。”於是又回張家店。民國九年（一九二零）正月初三（公曆二月二十二日），又到了東篁店。東篁店倫惇會教師吳約瑟接待布道三天，將倫惇會改為真耶穌教會，施洗六十人。倫惇會西牧聽說此事，就“請兵前來追趕”，三人由“本會許多靈胞親自送到河南的邊界”，遂到了洛河。
以上所記，與《卅年專刊》對勘，當可互補。而張巴拿巴三人在武漢的活動，顯然與前述在《萬國更正教報》所記情況沒有關系。四期《萬報》第一面所記湖北七處真會，當與張巴拿巴三人無關，且早於張巴拿巴所立之兩處教會。
《卅年專刊》記，漢口有彭得勝、武昌有袁彼得、蔡馬可、石鼎（突活）接受真會。有一位長老給孫傳芳的副官張云卿施洗之后，武昌真會日漸興旺；加上東篁店、張家店共是三處。因此，第二次全大召開就在武昌。彭得勝在四次全大時為武昌代表，一九二六年參加總會第一次神學會。袁彼得精於醫朮，曾開診所，對於窮苦病人細心診治，不收藥費，藉此傳道，歸於真會者不少。蔡馬可，抗戰期間逃難於陝西時，出力不少。石突活，后為湖北支會理事長。
在武昌接受真會中，還有一個人物，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即湖北廣濟人范亞倫（《卅年專刊》中《楊路加長老聖跡》一文中提到的，在武昌三道街苦苦支撐局面的有范香山一人，或即范亞倫？）以理發為業。服兵役多年，到過華北、東北各省，見多識廣，飽嘗艱辛，多經憂患，看透紅塵，信主歸真。湖北支部成立之初即為負責人。外出傳道，則由理發店工作節儉用度為資，用畢返回，再積再出。
一九二二年，武漢初興，各老會敵視作祟。這一年的正月間，武昌撫俯街真耶穌教會召開靈恩大會。就在這一個月，警察局解散了武昌真會，但不久又重新成立。
張巴拿巴《傳道記》載，民國九年（一九二零）陰曆三月，接到彭壽山的邀請，到達漢口東篁店，已是十月份的事了。住了几天，才與吳約瑟到張家店，見到了彭壽山。住了多日，接到長沙譚配得、李曉峰的邀請，“因那里已經開辦一個教會”，遂於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同彭壽山到了長沙。在湖南的情況，放到湖南真會史中敘述。
民國十年“十月念五日”（公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張巴拿巴同譚配得一起，由長沙動身往漢口而去。到了漢口，先在新市場對門租房講道，散發由湖南帶來的單張、廣告。十一月初五（公曆十一月二十九日）開會布道。由於各公會阻止信徒前來，聽道者不多。之后，譚配得回湘，張則仍留漢口。十二月間到武昌，在得勝橋開堂布道，因人多轉租武勝門正街的大房子。民國十一年正月間（公曆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二月二十六日），定開靈恩會三天。各公會聞訊，“即時聯絡起來，發出公函一百零七件，召集四十二會討論，設法抵抗”，議定四條：派人將真會廣告用水除掉；派人潛聽，若有妨礙，當即毆打，驅逐出境；呈請官廳制止，不准設堂布道；若不出境，由余子芳武力捆綁，投入江中。若有“重大事件，自有西人情願承當。”然而，到開會之日，人群擁擠，“几無插足之地”。各公會所派之人，雖然各人暗藏武器，可余子芳卻偏偏未到。張巴拿巴於是“得主的聖靈充滿，更顯出能力來，證明真道。又蒙我主大顯神跡，那一天又醫冶了許多病人。”各公會派遣之人，只得暗中退去。“這樣，成立了武昌的教會，施洗約有四十余人。”
二月初一日（公曆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回長沙，十四日（三月十二日），重返武昌。月余之后，受邀到河南上蔡施洗（見前述河南真會史）。在上蔡一安息，接范香山電報，二月十七日（應為三月十七日，公曆四月十三日。）急返武昌。原來是正月間的靈恩會，各公會未能得逞。之后聯名“向官廳稟告我們擾亂他們的教會，要求取消本會的名稱，驅逐本會的傳道。武昌第五警署，恐怕擾亂治安，并且是各公會西人的申請，不得不出為效力。”十二日晚（公曆四月八日。此時之張巴拿巴當仍在上蔡。），署長帶人聲言，真會未經官廳立案，應該停止，又搜去許多書報、單張。十四日晚（公曆四月十日），又將羅喜全等四人收押，第二天又釋放。十七日（公曆四月十三日），張巴拿巴趕到武昌，到第五警署求見署長，署長不見。晚七點，署長帶隊又將張巴拿巴拘去，“當夜過堂”。署長以真會未曾立案、外國傳教是“國際上的條約所定的”為理由，張巴拿巴則以《臨時約法》規定的“信教自由”為對；且“我們傳道者，又不是擾亂治安；并且是以耶穌博愛的心為心，以救人脫離罪惡為本……這是有犯國法嗎？”署長說：“你傳道行善，我并非阻擋你，但我們責任所在，不得不然。你有立案，我則認可。你不立案，我即干涉。并且各公會聯名告你，說你們的傳道與他們不同，你有什么辯解？”張巴拿巴當然以各公會“不本乎《聖經》，任意流於異端，俗化，因我屢次揭破他們的短處，希望他們更改”為對。結果，署長說：“你明天暫且回去，我以后當有辦法。”第二天，張巴拿巴出了警署。以后，照常聚會，未遭阻擋，張巴拿巴等仍然堅持工作。